Q：您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您认为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是否需要着重于“人物困境”亦或“事件困境”的挖掘？ 

A：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每一个镜头都非常困难，我拍摄的是一个大型的国企煤矿，因为矿工需要在地下八百米的地方作业，他们会受到严格的管控，基本上都是军事化的管理，所以拍摄国企煤矿是很困难的。拍摄过程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要尽量去克服。我不认为纪录片要刻意去挖掘或强调困境。

Q：您拍摄这部纪录片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之前在网上搜寻过《我跟着你》这部纪录片的相关简介，其中着重提到“童年郁结”这个词，所以想请问您最后有解开自己内心的“郁结”吗？

A：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小时候父母因为工作没有办法陪伴在我身边，我想很多人应该与我的经历是一样的。小时候的经历对我这部作品的创作影响很大。对于是否化解心里“郁结”，其实是有的。事实上拿起相机去面对他们，就是非常需要有勇气的，特别是面对自己的父母。比如片中有一段父母吵架的情结，其实在前一天他们就有争执，但是我没有勇气去拍摄这么私密的东西，我不想让太多人看到，但是第二天我还是鼓起勇气拿起相机记录了下来。 

Q：您的这部纪录片在拍摄完成之后有没有给亲朋好友看过？ 

A：2019年纪录片完成后，我拿给过爸爸看，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爸爸特别不一样。父亲在很多环节都提出了独特的意见和想法，那一刻我对我父亲有了新的认知。后来，我也有给我的妈妈以及身边的朋友看过这部纪录片，通过这部纪录片我知道了如何面对长者、面对父母，也间接帮助我形成一个很好的家庭观。

Q：为什么想到要拿起摄像机去拍这部片子？ 

A：我买了一个相机，我觉得我的父母很有趣，所以我想要试着从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家人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 

Q：我现在也在拍摄一个家庭题材的纪录片，所以想问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一些伦理问题，又是如何去解决的？ 

A：一方面，我的家人很支持我做这个片子；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导演，有这种权利或者说是义务去给观众一点压力。拍摄人物时，观众很容易去评判片中的人物。作为导演，我们应该去勇敢面对这件事情，即使观众有这样评判的可能，我们也应该尝试让观众去与片中人物和其背后代表的群体共情，让观众知道有这类群体的存在，为这样的群体发声。当观众走入放映厅时，他们可能带有自己的情境或者判断，当他们走出这里，他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Q：我们常常想用私影像来刻录和反映时代。作为导演，您是否想过这个宏观的时代是怎样影响您的家庭的？ 

A：在疫情到来之后，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离的情况更加加剧了，精神健康的问题也较为凸显。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里呈现这样一部片子，是很有意义的。 

Q：导演是如何鼓起勇气将自己的“隐私”展示给他人的？ 

A：在拍摄过程中，我会将一部分素材与比较亲近的创作者分享，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获得支持。从他们身上，我能得到一些局外人的视角，让我能更好的梳理怎样将片子与大众联系起来。我也有很多我不想要分享出来的东西，我就不会放在纪录片里。在呈现家庭影像时，我认为选择不分享什么和分享什么两者同样重要。 

Q：在私影像的剪辑过程中，导演怎样面对自己的内心？ 

A：这部作品花了六年时间才制作完成，这个过程也是断断续续的。我也需要隔开一段时间来重新看待自己的素材。并且，我不希望片子中的人物是按照我的想法在呈现自己的面目，而是以他们眼中的自己的样子来表现。我还是希望用一种忠实的方式来完成这部纪录片。

Q：我觉得整个纪录片非常干脆利落，清晰有力，尤其是当镜头对准那些建筑的时候。想问问您拍摄那些建筑时的想法。 

A：其实我长期依赖拍摄作品都是围绕光的变化，同时会介入技术的处理。促使我拍这部纪录片的原因，就是在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外面全部的灯都亮了，觉得很新奇，于是开始从卧室的窗户去看对面的风景，观察这些光的变化，所以一开始我想做的是一个纯粹景观的作品。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想用摄影机的注视做一个批判，因为我们都知道建筑和权力相关，我想控诉那些想要控制经济的跨国商人。 

Q：您在纪录片中使用了很多蒙太奇手法，您会担心这种手法对纪录片的现实感有所干扰吗？ 

A：我们想我们的共识就是没有完全的真实。导演在拍摄时一定是有所选择的，而且我个人不反对人工。尤其是当我们的现实变得超现实了，日常事物的联系常常隐藏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就像纪录片中光的变化和节奏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所以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反而能看到真实，你以为不是真实的真实。 

Q：纪录片中有几处为建筑的画面配上“买”和“卖”的画外音，并且每次出现画面和声音会重复很多次，这样设计的意图是什么？ 

A：首先是一种强调，其实是一种语言游戏。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找到脱离日常经验的抽象质感，因为在我的理解中“买”和“卖”既是国家行为，也是个人自由，具有很丰富的意义。影像的这种重复就像是股票交易所里的重复行为，这种行为最终导致了各种疯狂的现象。

Q：有关地景的纪录片很多时候都和历史和记忆有关，您是否想要这样做？ 

A：我并没有想这样做。我觉得画框里发生的事，比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更重要。我拍摄这部纪录片只是想用一个特殊的方式去记录每天的生活和一些日常的瞬间。在拍摄的角度上，我有借鉴20世纪先锋派构成主义的风格。同时这是个“在电影上的电影”（film of film），因为我用了20多年前的胶片进行拍摄，我这部纪录片的时间观念可能体现在这些方面。 

Q：您使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方式去看见寻常的生活，比如很多画面呈现出来的视角就像一个小孩躺在桥下嬉戏所看到的那样，桥是倾斜的。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A：我拍摄的时候没有设计成孩子的主观镜头，其实我这个纪录片在整体上都没有思考那么多意义。但可能也有潜意识的影响吧，因为我小时候在从各个角度去看一座桥的时候会很兴奋，所以可能也影响了自己在拍摄时看待这座桥的视角。 

Q：纪录片为什么叫“第一桥”？这个“第一”指什么？ 

A：我喜欢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哈哈哈。从地理上说，这座桥是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那边的第一座桥，由于一些特殊的地理因素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那儿的最后一座桥了。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纪实性的作品，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第一”部关于桥的纪录片。

Q：导演在影像的连接上是怎样考量的？ 

A：我采用了两种方式来进行影像的连接。一方面是用时间线来连贯事件的发展，本片最初讲的是耶尔穆克难民营开始受到了封锁，随后封锁的形势一步步加剧直到到达了顶峰。在用这种时间发展的方式连接影像之余，我同时也使用了自己的独白。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对耶尔穆克难民的情感也在不断加深。独白不仅仅是为了连接纪录片的各个部分，也是为了向观众更好更细节的向观众呈现难民营和它的故事。 

Q：导演为什么想要拍这部纪录片？ 

A：首先，我想要表达我对耶尔穆克难民营的热爱，对巴勒斯坦难民营坚韧不拔的精神的致敬。其次，我想感谢我的母亲在耶尔穆克难民营被封锁期间所做的贡献。第三个目的是，我希望让所有人来了解目前叙利亚政府政策下，叙利亚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他们生活的状况，希望能够将信息传递出去，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让所有人都知道。 

Q：难民如何看待你的拍摄？ 

A：实际上我并不是职业摄影师或记者，我在耶尔穆克的工作是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救治和帮助，提供他们食物，以及帮助封锁期间的儿童。另一方面，我本人在难民营中长大，我理解他们的文化，我与他们是一体的，而非外来人。纪录片也并不像商人那样贩卖难民的痛苦。其次，我们难民营中的居民已经习惯了有欧洲人、白人来拍摄难民生活，以制作他们的作品。但作为难民营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自己拍摄和传播我们的生活。 

Q：感谢这样对生命精神的记录。拍摄过程中，如何面对人性的驱逐？如何消化自己对于现实的无力感？ 

A：首先，我个人的力量源泉是儿童，儿童与我们大人不同，每当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就会去和儿童聊天，听一听他们对于战争和封锁的看法，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能量，帮我面对我心里上的困难。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是，即使是在战争期间，在难民生活苦难的情况下，人们依旧渴望生活与快乐，人们并没有因此展现出衰弱、挫败或是放弃，他们还在不断的坚持与抗争，这也是我的精神力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