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The 4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 2020”）是由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专业纪录片盛会，是集纪录片推优、提案、展播、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将于2020年10月17日-19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2019年，克莱尔·阿吉拉（Claire Aguilar）作为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IDF论坛”学术主持，接受了IDF组委会的访谈。
克莱尔·阿吉拉（Claire Agu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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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阿吉访谈视频
时长 | 12′05″
可能中国观众对您不太熟悉，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及您所从事的工作。
我是菲律宾裔美国人，出生于新泽西。杭州让我很有家的感觉，因为我的祖父是中国人，所以我有一些中国血统，但很遗憾我不会说中文。
我在纪录片领域工作很多年了。最初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电影档案馆担任策展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策划展览与活动；之后我去了洛杉矶的公共电视台KCET担任广播主管；再之后我向政府申请了一笔资金，用于资助独立电影人，并坚持了很多年。我还在英国谢菲尔德纪录片节做了几年策展人。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与纪录片创作者一起工作，帮助他们找到发行方、放映他们的作品。
我现在，我在国际纪录片协会（IDA）从事教育与策划的工作。我们开设了很多课程，并举办两年一度的Getting Real大会。Getting Real大会将在三天半的时间内举办圆桌会、工作坊、研讨会等活动，围绕着纪录片领域的商业、艺术与实践展开讨论。我们有非常多元的参与者，包括华人群体、巴勒斯坦群体。我们也会邀请一些重要的嘉宾，例如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同时，除了导演、制片人，我们也会邀请在纪录片中从事各个环节工作的人。
我们还会为创作者做许多的工作，例如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以及帮助他们获取创作所需要的工具。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会员制的组织，它向所有人开放。我们不仅为纪录片创作者服务，也吸纳纪录片爱好者。
不久前IDA发布了一个片单，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片单的来龙去脉？
国际纪录片协会（IDA）每年都会举办不同类别的纪录片奖，我们发布的片单是一个入围片单，就像奥斯卡一样，他们在宣布提名之前有一个入围名单，从入围名单中选出各个奖项的提名者。我们会评选最佳纪录片、最佳摄影、最佳导演、最佳配乐等奖项，所以这30部入围作品是提名候选，最终颁奖在12月举行。在过去的几年里，IDA的评选过程日趋成熟和透明，也成为了一个优质纪录片的风向标。
由于IDA是会员制组织，所以会员可以通过投票参与最佳纪录长片和最佳纪录短片的评选。会员可以在线观看入围作品，再进行投票。每个会员都有投票权，但只能给这两个类别投票。其它的类别，比如说最佳配乐，会有一个评审小组对投稿进行遴选，提出提名建议，再由最后的小组委员会进行表决。
我们会公布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虽然不会完全公布他们讨论的过程，但会公布投票预测，尽可能保证公开、透明。在这个过程中，IDA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完全是由小组委员会来决定，以及由会员投票选出的最佳长片和最佳短片。
近年来，尤其在美国，观众对纪录片的兴趣与消费呈现出暴涨的趋势，能否请您谈谈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影响？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增长，是名副其实的纪录片兴趣的膨胀。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流媒体线上平台的发展，比如Netflix、亚马逊和Hulu，这使得人们可以更便捷地消费纪录片。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观看纪录片，大多都是付费订阅，我想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其他地区要更普遍。这也造成了市场的爆炸式增长。
许多人认为线上平台占据的主导权已经损害了影院的体验。所以，大部分的收入不再来自于影院，而来自于线上平台。在电视方面，曾经电视纪录片的销售量很大，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些销售可能削减了一半。迪斯尼也即将推出一个大型线上平台，叫Disney Plus，这将进一步激活纪录片市场。
当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是一个很好的时刻，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时刻。你会看到纪录片市场将被少数的几家公司所占据。但这对纪录片制作人来说也是好事，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他们的作品被看到。
IDF的主办方之一是中国美术学院，您如何看待艺术与纪录片的结合？
在一些情况下，纪录片与艺术可以结合。有一个纪录片大会叫Visible Evidence，在世界各地举办，它就是以艺术性为基础的。也有强调新闻纪实的纪录片节展，例如在华盛顿举办的Double Exposure，它完全是有关调查、报道，以及言论自由等等。所以，我认为艺术的关注点并不奇怪，因为艺术和纪录片的结合并不少见。在纪录片产业中，有新闻类的纪录片，也有艺术纪录片，但它们从未相结合。但我认为，在IDF，你们有一些同时具有新闻性和艺术性的纪录片，这是IDF的独特之处。
关于亚洲的纪录片活动，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我去过印度的Docedge，那里几乎孕育了印度民主精神的种子，所有的作品都非常关注社会问题。
我在巴尔干地区也参加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在科索沃有一个叫Docufest的纪录片活动，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但也办了七八年了。这个活动很有意思，他们基本上在巴尔干纪录片中展示了大部分东欧人的生活，也讲述了战后的科索沃发生着什么的，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地区发生着什么。他们有非常庞大的观众群体，Docufest举办于普里什蒂纳的中部，也就是科索沃的首都，很偏僻，尤其对于不是居住在欧洲的人来说。但它汇集了所有巴尔干国家的作品，所以在那里看到来自该地区的作品，谈论历史、谈论种族灭绝或战争，是很有意思的。
您对IDF有什么样的期待，例如它在遴选佳作方面的使命？
接到IDF的邀请，我非常受宠若惊，感谢组委会的盛情邀请。在此之前，除了广州，我真正能接触到中国创作者的机会只有CNEX。
我觉得IDF的展播非常有意思，因为你们有来自中国的片单，都是新的作品，可能是来自年轻创作者的作品；也有很好的来自国际上的作品。它有非常好的发展潜力，有非常棒的嘉宾群体，对于中国创作者与非中国创作者而言都是很好的机会。我真的很期待见到中国创作者，因为我们接触他们机会不多。
有很多的纪录片活动会有很强的遴选使命（Editorial Mission），也有些活动围绕着它的地域性。我去瑞典马尔默参加过一个电影节叫“北欧全景”（Nordisk Panoram），它基本上是所有北欧创作者的聚集地。这里所说的北欧，不仅仅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是指整个北方的艺术圈，包括挪威的原著民创作者，阿拉斯加、芬兰的原著民创作者，在那里能够遇到来自格陵兰岛的因纽特创作者。所以，这不是一个以遴选作品为使命的活动，而是一个地域性的组织。而瑞士尼翁真实电影节，注重作品的实验性，希望作品能以创新的形式进行创作，这可以说是一个以遴选作品为使命的活动。
所以，我认为很多年轻的纪录片活动都依赖于他们所在的地区，而不是你说的那种遴选的使命。我参加IDF是期望结识更多新的创作者，也是为了领略杭州的风光。我读到关于杭州的资料，西湖风光很美，而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举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绝佳选址，所以这里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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